作为郑国公族近亲，子产在政治上有天然的优势，这比像老鼠一样在底层艰难打拼的管仲强多了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，子产登上郑国政治舞台的时间是郑简公姬嘉三年（前563），不过此时郑简公只有七岁，尚未成年，权力掌握在国相子驷手上，郑国政局非常混乱，诸公子之间互相撕咬，鸡毛乱飞，子产只能略显尴尬地在旁边观战。

因为郑简公年幼，所以子驷想取而代之，结果梦还没醒，就被同宗子孔一刀送上西天。本来子孔是想学习子驷好榜样，废幼主自立的，不过在子产的劝说下，子孔不再发神经，老老实实做了宰相。

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讲，子产是一名优秀的政治投资家（不是投机家），郑简公虽然年幼，但他已经能分辨黑白善恶，子产救了他一命，他自然会在合适的时机投桃报李。在公元前554年，十七岁的郑简公突然向专权十年的子孔发动袭击，“诛之”，两千多年后，十四岁的清康熙密谋擒鳌拜，应该就是受到了郑简公诛子孔的启发。

郑简公的亲政，意味着他需要一位没有篡位野心的直臣来辅政，而无论是讲亲疏、讲贤愚，子产都是最合适的人选，所以郑简公很自然地就把子产扶正，出任大卿。虽然子产上位，是由他的堂侄子皮（姬罕虎）推荐的，但首先是因为子产贤明，所以子皮才会推荐子产，子皮怎么不推荐其他人？

事实证明，子皮的推荐和郑简公的决定是无比英明正确的，春秋时代最伟大的名相之一诞生在郑国这个破落的前“中产阶级”，是郑国的莫大幸运，就像南斯拉夫拥有铁托这样的巨人一样。

说子产伟大并不是无聊的吹捧，甚至可以更进一步，把子产与管仲并列为春秋两大名相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子产做了前人没有做过或很少有人去做的事情。

对历史来说，子产在郑国的执政是非常有开拓性的，子产执政时间可以和管仲相比，都在相位四十年，管仲的伟大不必多说，是公认的中国市场经济的鼻祖。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是自由，包括言论自由，而子产则可以称为中国言论自由的鼻祖。

子产论言论自由，见于《左传·襄公三十一年》。原文大意是郑国存在着一种相当于现代政治俱乐部的组织，类似于明末的东林党，对朝政品头论足。郑国高层非常讨厌这些多嘴乌鸦，大夫然明劝子产封杀这些揭批政府的自由言论，言论自由也要有个底线，但被子产拒绝了。

子产反对封杀持异见者论坛的理由很简单，脑袋上长嘴除了吃饭，就是用来说话的，面对政府施政的不足之处，在野者有权利发表他们对政治的看法。如果政府不让百姓说话，那么百姓就有可能不再说话，但会举起锄头，用暴力发表自己的意见。

子产不但不反对封杀在野言论，反而非常看重持异见者，“其善者，吾则行之；其恶者，吾则改之，是吾师也”。按现在的政治语言讲，就是人民是政府的监督者，真正为民服务的政府是敢于让人民说话的，只有不为人民服务的政府，才会封杀言论。有位哲人曾经说过一句名言：“让人讲话，天塌不下来。”

关于古代封杀言论自由的故事，最著名的莫过于“周厉王止谤”，周厉王姬胡搞独裁专制，不让人民说话，结果人民“道路以目”，姬胡自以为得计，但很快他就遭到了报应——国人暴动，将姬胡赶下台。

总有一些当政者轻视人民的力量，把人民当成会说话的奴隶，正如召公劝姬胡的那样：“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”，子产也认同召公的观点，“（封杀言论自由）犹防川也，大决所犯，伤人必多，不如小决使道”。

子产的观点很明确，封不如疏，单纯封杀人民发表言论的自由，是极端愚蠢的政治自杀，不如给异见者留一个说话的渠道，让异见者有发泄怒火的渠道。这就如同在洪水积蓄的主河道旁开凿一条沟渠，引流洪水，确保主河道的安全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为什么子产不惧怕在野议论？很简单，子产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他执政为民，老百姓也不会指责他。子产治国，《尸子》称子产“国无盗贼，道无饿人”，老百姓安居乐业，饱腹讴歌，谁会在吃饱饭的情况下放下筷子骂娘？

《吕氏春秋·乐成》也有相同的记载，子产治郑期间，因为多施善政，他在郑国的威望达到了顶点，老百姓甚至公然宣称我们的好日子是子产给的，谁要陷害子产，谁就是我们的敌人。如此得民心，说明子产是执政为公的，他没有自己的私心，当然不惧怕言论风暴。

问题是自古以来，当官的没有几个是为民的，所以他们心虚，害怕民间非议，所以疯狂压制言论自由。以为江山万年不倒，哪知道愤怒的农民扛起锄头愤怒一呼，所谓的铁桶江山土崩瓦解，对子产来说，周厉王就是最著名的例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