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史有时真的会开玩笑。

宋徽宗赵佶可能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居然会成为皇帝。他与宋哲宗一样，都是宋神宗的儿子，但排名相当靠后，仅仅是第十一个儿子。依照古代立长不立幼的传统，皇位要轮到他，机会可以说小而又小。在宋哲宗即位后，皇帝传给弟弟的可能性就更小了。然而造化弄人，偏偏宋哲宗英年早逝，赵佶居然鬼使神差地被推到前台，当了皇帝。

其实，很多人对宋徽宗继承大统持反对意见，理由很简单：他不是一个老成持重的人，有着艺术家常有的轻佻与随性。然而群臣的反对敌不过向太后的坚持，向太后的理由也很简单：先帝神宗对这个儿子有良好的评价，认为他有福相，而且仁孝。

为了使政权平稳交接，向太后采取了一种折中方法，仿元祐年间高太后之例，临朝听政。向太后与高太后一样，在政治上是倾向于保守的，对新法并不太热衷。不过她的做法比较温和，知道倘若尽弃新党，那么无疑“朋党之争”还要无休止地闹下去，因而采取了较为稳妥的处理，起用一部分旧党，留用一部分新党。

这十几年来，大宋朝廷真是乱得像一锅粥。一会儿新党得势，一会儿旧党复辟，一会儿新党又卷土重来，政策变来变去。在宋哲宗时代被列为罪人的司马光、吕公著等人又恢复名誉了，范纯仁、程颐、苏轼等元祐君子复官或结束流放。曾经迫害旧党的章惇、蔡京、蔡卞等人被罢黜了，但是相对温和的曾布则得以留用。

经过一番精心的人事调整，向太后以为万无一失了，便放心地把政权移交给宋徽宗，她听政的时间不过才七个月。太后之所以急急归政于皇帝，乃是因为宋徽宗的情况与宋哲宗有所不同，他即位时已经十八岁，若迟迟不放权，难免受到朝臣的议论。徽宗亲政后，出于对太后的尊敬，尚不敢对政策有所更张，然而五个月后，倾向于保守的向太后便去世了。对新党来说，这正是重新崛起的良机。

新党人士当然不会放弃此良机，于是曾布遂一而再地向皇帝提出，应该重新回到新法的路线。宋徽宗对政治的兴趣显然远远不及对书画艺术的兴趣，但既然父亲与哥哥都是新法的拥护者与执行者，他下意识里也是倾向于新法。于是稍稍受阻后的新法运动又一次占据上风，这一点从年号的更变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。公元1101年，即宋徽宗即位后的第二年，改年号为“崇宁”，推崇熙宁变法的思想相当明确。

在此背景下，被罢官的蔡京又一次被起用。

蔡京就是一个披着新党外衣的阴谋家。

他是精明的政客，有独到的政治嗅觉与深藏不露的野心，善于伪装自己，只在乎利益而不在乎原则。步入官场之时，蔡京正好赶上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。皇帝要变法，宰相要变法，聪明的蔡京当然不会愚蠢到加入守旧党的行列。他的弟弟蔡卞娶了王安石女儿为妻，蔡家与王家成了亲家，蔡京更加理所当然地成为新党中的一员大将。在神宗一朝，他官运亨通，爬到龙图阁侍制、知开封府的地位，当年包公就坐过这个位置，还被称为“包龙图”。

可世事偏偏难料。宋神宗死后，新党失势，保守派领袖司马光杀回来了。司马光一上台，便大力铲除新法，他下了一道命令，要求各地在五日之内废除“免役法”，全面恢复“差役法”。五天的时间要变更实行已久的法令，这岂非难于上青天。可是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，第一个在限定时间内完成艰巨任务的人，竟然是被当作新党的蔡京。对他来说，什么新法、旧法，保住乌纱帽的才是办法。此举给他带上小人的帽子，毫无抵抗便向旧党投降，算得上正人君子吗？可是蔡京从来就没想过当正人君子。

尽管蔡京以自己的高效响应司马光的号召，可是他还是栽了跟头。因为不久后司马光死了，掌权的旧党并不认可他的“叛变”，仍然当作新党处理，贬出中央。

此时的蔡京有理由为自己的“新党”身份而懊恼，重返权力之路似乎变得渺茫而遥不可及了。但是命运又鬼使神差地变化，几年后，亲政后的宋哲宗又一次把国家政策推倒重来。一时间，新党又夺取政权，大获全胜。

有趣的是，当年在废除“免役法”时，蔡京一马当先；如今在恢复“免役法”时，他又身先士卒。这种反反复复的态度未免有小人之嫌，但蔡京毫不在意，能讨得皇帝的欢心、新党的认可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新法对蔡京来说，只是打击异己以求高升的工具罢了，他绍述新法的坚决态度使他俨然成为新党的灵魂人物，除了章惇之外，蔡氏兄弟几乎称得上是最有权势的人了。

官场仕途的赌局，正如股市中的五浪上升一样，同样很少单边上行，非得再起再落后，才进入波澜壮阔的主升浪。眼看蔡京只差一脚就可跃上巅峰之时，第二次调整开始了。宋哲宗死后，朝政又为之一变，蔡京又一次从云端跌落，被贬去当了一个杭州洞霄宫提举的闲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