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．行道者修身要把守护灵魂和坚守大道紧密结合在一起，达到专气致柔的婴儿状态，关闭感官，纯洁心灵，知其雄，守其雌，永远保持质朴纯厚的品德，真正进入空虚无欲、清静无为的境界。因此，行道者异于常人，小心谨慎，犹豫踌躇，严肃庄重，温和可亲，虚怀若谷，浑朴纯正，寂寞恬淡，飘逸不定。因为理解自己的人很少，所以，只能“被褐而怀玉”。
2．为道者既要有知人之智，胜人之力，更要有自知之明，自胜之强，明白四达，知而不知。社会上宠之得失，辱之得失，都是因名利之类的身外之物而造成的后果，都会带来祸患，而行道之人无私无欲，清静无为，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所以无论是得宠或是受辱，都感到惊恐不安。只有贵身爱身，抛弃私欲，才能远离祸患，承担大任。
3．行道者以“慈”、“俭”、“不敢为天下先”为三宝，就是把慈爱公平、俭啬收敛、谦下不争作为人生的法则，即“治人事天，莫如啬”。因此，从来“不积”、“不自生”，后其身以求身先，外其身以求身存，竭尽全力帮助他人，以求自我满足，所以，像天之道“利而不害”一样，人之道是“为而不争”。
4．事物总是互相依存，相反相成，“曲则全”是普遍法则，因此，圣人不自见，不自是，不自伐，不自矜，从没有“余食赘行”之类自我炫耀的多余行为，一切顺应自然。因为物壮则老，物极必反，所以，有道之人要像水一样，处于下位，柔弱自守，清静无为；慈爱真诚，滋养万物；以柔胜刚，以弱胜强；受垢才能为社稷主，受难才能为天下王。正面的语言如同反话一样。
5．物欲的满盈，声色的诱惑，奢华的奉养，必定给自身造成灾难和短命，因此，修身养生者必须“见素抱朴”，清心寡欲，俭啬收敛，功成身退，才能长保平安。如果过分看重名利财货，贪得无厌，不知满足，必然带来巨大的危害。所以，只有知足，才能不受辱；只有知止，才能不危险，这是修身养生者的妙道要诀。
老子就是这样将天道用来指导修身养生，要求人们坚持以慈爱、俭啬、不争三宝为准则，空虚无欲，清静无为，质朴淳厚，知雄守雌，小心谨慎，虚怀若谷，恬淡安宁，被褐怀玉，谦下收敛，贵柔戒刚，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委曲求全，功成身退，以确立自己的人生观。
显然，《老子》的论道、治国、修身思想，是对杨朱“贵生”、“为我”、“全性保真，不以物累形”等学说的继承和发展。如果说杨朱侧重于摆脱寿、名、位、货的约束，强调个体生命的价值，是自我意识的可贵觉醒；主张从心而动，从性而游，还留恋着现实社会的当世之乐，进而提出“损一毫利天下，不与也；悉天下奉一身，不取也”那样极端、直率、偏执、露骨的政治主张，那么，老子则更具有韬晦自保的忧患意识，“知其雄，守其雌”，“曲则全”，向往“小国寡民”，以求避世全身，所以其思想更为深沉、彻底、激愤、坚定，其学说更为含蓄、隐晦、迷离、精致，充满了辩证思维，是对杨朱学说的理论升华和提高。正因为老子具有这样的深邃思想和辩证认识，所以他对黑暗社会的认识更为深刻，对严酷现实的批判更为尖锐，反映了一代哲人的社会良知和理论勇气，不仅在那个时代大放异彩，而且造成了深远的历史影响。
在理论分析上，老子论述问题，正言若反，委婉曲折，很少直言不讳，直奔主题。他充分认识事物产生和发展的两极，及其内在的变化规律，以迂回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法，从反面（传统的正面）立论，而达到自己的正面（传统的反面）目的；为圣人立论，而达到为己的目的。比如《老子》中“夫唯弗居，是以不去”；“为无为，则无不治”；“以其无私，故能成其私”；“夫唯不争，故无尤”；“以其终不自为大，故能成其大”；“是以圣人不为大，故能成其大”；“以其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”等表述，表面上都顺应了传统的主流道德价值观（即弗居、无为、无私、不自为大、不争），实质上则在更高的层面上达到了贵生、为己、避世、全身的目的（即不去、无不治、成其私、无尤、成其大、莫能与之争），雄辩有力，令人信服。这样，表面上符合传统的价值观念，不致遭到统治者的攻击封杀，实质上则建立起自己反传统的宇宙观、社会观和人生观。这是老子对杨朱学说社会命运的经验总结，充分表现了老子的辩证思维和政治智慧，是比杨朱更为高明、更为睿智的贵生为己主义。
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老子学说本质上与杨朱一样，具有明显的否定君权的反传统倾向，触及到统治者的根本利益，显然与当时社会的主流观念相矛盾相冲突，因此孟子才咒骂杨朱是“禽兽”，大肆攻击，极力封杀；但是，老子却巧妙地应对了这个敏感的社会政治问题。他以玄虚抽象的辩证思维和正言若反的表述方式，来装饰其思想观念，钝化其价值取向，表面上为侯王统治者着想考虑，符合传统观念，实际上在巧妙隐晦的表述中使其反传统的思想合“理”合“法”化，从而模糊了社会的视线，得到各方的认可。他反复论述“有”与“无”的关系，并归之于无所不在、无比玄妙的道，提出“贵以贱为本，高以下为基”；“太上，不知有之”；“是以圣人欲上民，必以言下之；欲先民，必以身后之。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，处前而民不害。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”。可见，老子并没有否定侯王，而是在肯定侯王，只是认为最好的侯王，百姓“不知有之”而已；老子也没有否定有为，只是认为“无为”，才能“无不为”，那么，作为侯王又何必繁令苛政、劳民伤财、强行“有为”呢？显然，老子是在有君的旗号下大做无君的文章，在有为的命题中大作无为的论证。这样，他一方面向侯王反复赞美和申明“清静无为”的行为准则，使现实的人道能够归顺天道，从而防止统治者因胡作非为而带来祸害灾难，否则，就会“轻则失根，躁则失君”；另一方面自己又因此而避免了“无君”的罪名，取得了“无君”的实效。既然如此，还有谁会对老子学说怀疑谴责呢？还有什么理由阻止老子思想的传播流行呢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