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说为六朝后人所伪造。清管同说：“吾谓汉人所言《晏子春秋》不传久矣，世所有者，后人伪为者耳……其文浅薄过甚，其诸六朝后人为之者欤？”（《因寄轩文集》）其根据只有一条，即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所说的“其书世多有，故不论，论其轶事”，而《列传》却载有“荐御者为大夫”、“脱越石父于缧绁”事，由此推断出司马迁所见《晏子春秋》无此二事，从而得出后世所传《晏子春秋》为后人伪造的结论。所谓“轶事”，指不见于正式记载的事迹。司马迁所举的两件事，当属民间流传的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故事，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，太史公才选入本传的，不必认定即为当时的《晏子春秋》所不载。类似的情况如，管仲与鲍叔事，本传详载，而《管子》中亦有记载；曹刿会盟劫桓公事，本传与《管子》俱有记载，不能由此得出《管子》由汉代以后人伪造的结论。最能说明非六朝后人伪造的，是前此一些著述中对《晏子春秋》故事及文句的引用。王充在《论衡·书解》中就曾明确指出：“管仲、晏婴，功书并作。”西汉时代的著作如《淮南子》《韩诗外传》《说苑》《新序》《列女传》等亦多次称引，更被著录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里。可见伪作之说绝难成立。
影响较大的是今人吴则虞的说法。他在《晏子春秋集释·序言》中说，《晏子春秋》的成书，“极有可能就是淳于越之类的齐人，在秦国编写的”。成书年代“大约应当在秦政统一六国后的一段时间内”。吴先生确定成书年代的依据主要有三条：一是“先秦诸子书中没有像《晏子春秋》这样，整部书全用短篇故事组成的”。二是从引《诗》看，“《晏子春秋》的引《诗》与《齐诗》并不相同，而恰恰与《毛诗》同一学派”，因此，“成书年代自然应较晚于毛亨”。三是《晏子春秋》有“击缶”的记载，而“秦人把‘缶’作为乐器，这自然不是齐国的风俗了”，故可说明成书的时间地点。关于第一点，全用短篇故事组成的书，在先秦早就有了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《春秋事语》，记齐、鲁等国史实，全用短篇故事组成；传世的《国语》，所记春秋时期各国史实亦均由短篇故事组成。史书可由短篇故事组成，个人专集当然也可由短篇故事组成。说到引《诗》问题，实际情况是，不只是《晏子春秋》，就是其他先秦著作的引《诗》，往往都带有随意性。称引者一般并不严格遵照所引诗句的原意，而常常是取其相近或相关的一点，借以申明自己的主张或看法，称引者的立脚点不同，选取的角度不同，对诗句的理解自然不会相同。我们很难由于对《诗》的理解不同，就一定要分出谁是齐诗派、毛诗派，或者鲁诗派、韩诗派。况且，《晏子春秋》所引诗句，亦有今本《诗经》所未载者，而文字有出入者就更多，流传下来的只有毛诗，由此倒是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，即《晏子春秋》的成书年代当早于毛亨的时代。至于说只有秦人把“缶”作为乐器，显然与事实不符。《诗·陈风·宛丘》：“坎其击缶，宛丘之道。”《正义》曰：“缶是瓦器，可以节乐，若今击瓯。”《墨子·三辩》也有“农夫春耕夏耘，秋敛冬藏，息于聆缶之乐”的话。可见，古人或以缶为打击乐器，乃是普遍的风俗，不独秦人为然。以击缶为据，推断出《晏子春秋》的编写地点在原秦国境内，显然是站不住脚的。因为成书年代、地点的论断和依据难以成立，那么编写者为淳于越之类的人物的说法自然也就失去了根基。
从《晏子春秋》的内容看，像薄赋、省刑、宽政、节用等主张，民本、民诛等思想，明显具有战国中期以后的时代特点；从语言风格看，该书文字朴实无华，流畅自然，绝少战国后期那种铺陈扬厉、挥挥洒洒的风格。所以，成书年代以定为战国中期以后、末期之前为宜。而从章节内容、语句多有重复、记事时间跨度大等情况看，该书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，不是一时之作。其作者可能有齐国的史官，也可能有稷下各学派的文学游说之士，还可能有晏子的后人和门人等。而全书风格相近，体例一致，文字统一，可能有一人或少数人修饰润色过。不过由于史料所限，无论是草创者、增补者，还是修饰者、润色者，都难于详考了。
二、关于《晏子春秋》的思想体系
关于《晏子春秋》所属学派问题，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四种说法，即儒家说、墨家说、亦儒亦墨说、非儒非墨说。
自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《七略》把《晏子春秋》归入儒家以后，儒家说一直占有统治地位；柳宗元提出《晏子春秋》“宜列入墨家”；近人张纯一主亦儒亦墨说，认为“综核晏子之行，合儒者十三四，合墨者十六七”，“其学盖源于墨、儒”；吴则虞则认为，“晏婴本人的思想并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学派，他的思想也不属于某一学派”。我们认为，尽管论证不够充分，吴则虞的看法是可取的。众所周知，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，是我国思想学术领域最为活跃的时期。处于社会大变革时代的各阶级、各阶层及各种势力的代表人物，积极宣扬自己的主张，出现了所谓“百家争鸣”的繁荣景象。这些主张，并不都是互相对立或界限分明的，彼此之间往往互有影响，互有渗透。比如忠君爱国、举贤任能等思想，不同学派往往都有所反映。一般所说的诸子百家也好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说的“诸子十家，其可观者九家”也好，都是汉代人划分的，春秋战国之际并没有这名目。特别是晏婴，生活在春秋末期，其时的思想学术界并不像战国时期那样学派纷呈，论辩激烈。如果不历史地、全面地加以分析，仅仅根据《晏子春秋》中的某些记载接近于儒家即指为儒家学派，某些记载接近于墨家即指为墨家学派，或二者兼而有之即指为亦儒亦墨派，各执一端或首鼠两端，那就永远也辩论不清，最终只能是“后息者胜”了。因此，贴标签或几几开的办法是不科学的。我们只有根据《晏子春秋》本身的基本内容，联系当时的社会实际，才能对该书的思想倾向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。
在自然观上，《晏子春秋》表现了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观点。对盛衰生死，晏子认为，“夫盛之有衰，生之有死，天之分也；物有必至，事有常然，古之道也”（《外上》二）。就是说，有盛有衰，有生有死，是自然界的规律；世间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客观规律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对待彗星等异常天象及干旱疾病等灾祸，晏子认为禳除祈祷是无益的，重要的在于修文德，节嗜欲，宽政爱民。这些，都含有朴素唯物论的因素。在君臣关系上，晏子两次提到“和”与“同”的问题。他把不问是非，一味顺从君主称为“同”；而“和”则是：“君所谓可，而有否焉，臣献其否，以成其可；君所谓否，而有可焉，臣献其可，以去其否。”能够看到问题的两个方面，认识到事物对立统一、相辅相成和相反相成的关系，无疑具有辩证法的因素。
在思想学术方面，《晏子春秋》虽然难归入某一学派，晏婴本人的思想在当时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流派，但从该书所反映出的政治思想倾向看，晏婴以“重民”、“民本”为核心的思想以及一系列经世致用的主张，却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，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愿望。
结合历史的教训与现实的经验，晏子深刻认识到，统治者“意莫高于爱民，行莫厚于乐民；意莫下于刻民，行莫贱于害民”（《问上》二十二）。他对齐景公“与民为雠”、“不顾民而忘国”的行为多次提出批评，警告说：“今君不革，将危社稷。”（《谏下》八）并尖锐指出：“君得罪于民，谁将治之？敢问：桀、纣，君诛乎，民诛乎？”（《谏上》十三）“民诛”观点的提出，不单对国君，对整个统治阶级也是严正警告。基于这样的认识，晏子提出了可贵的“民本”观点：“谋度于义者必得，事因于民者必成……义，谋之法也；民，事之本也。”（《问上》十二）“卑而不失尊，曲而不失正者，以民为本也。”（《问下》二十一）“民本”观点的提出，与晏子“世民”的出身，与他长期“近市”居住对民间疾苦有较深的了解，与其所处的时代以及长期从政的实践，都有一定的关系，可以这样说，重视人民的作用，政令以民为本，是晏子政治思想的核心。以“重民”、“民本”思想为核心，晏子提出了一系列进步的主张：
